我与玉洁姐跑到陈东升跟前时,陈东升已经在赤脚医生的搀扶下站起来了,但是脸上的血还没擦净,衣裤上沾满了泥水、石块的白印,当然还有血迹。
赤脚医生说,不行,我得带你去卫生院。陈东升答,没伤到骨头,只擦破点皮。玉洁姐可能没听到陈东升的话,上前抓住陈东升的小臂急声问:东升你怎么出了这么多血,你怎么了,这怎么好。
陈东升看着玉洁姐笑一下,离开赤脚医生的搀扶,迈开步一瘸一拐着走。玉洁姐拽着他的小臂,眼睛紧紧盯着他的脸跟着走,我跟在他俩的后头。7、8步后,陈东升停住,歪下头来对玉洁姐说,真的没事,就是擦破点皮,没伤着骨头。
他是深情地看着玉洁姐说的这句话。他眼中的深情,电火一样击中了我的心。然后,他看向我,对看上去有些吓坏的我说,没事的小米,我走的这不是很好么,听说你让你们的突击队长想到了中国革命。
这时,公社干部匆匆赶来,硬要陈东升去卫生院。陈东升诚恳地对他说,真的没事,就头上出了些血,擦干净包一包,什么都看不出来,骨头好好的,耽误不了干活,大家马上接着干。
公社干部又让陈东升走了几步,看着瘸拐度不很重了,也就不再坚持。赤脚医生给陈东升包好了头上的伤口,并用棉球把脸擦干净,公社干部就由着陈东升,带着知青们走向塌方处。
原来,经技术人员查勘,这个工段没塌下来前,潜伏着巨大的隐患,不能采用惯常的填充方式抢修。填充方式不仅要冒巨大的风险,还不见得能填充到位,牢靠性会打折扣。为了确保工程质量得先让这段塌方下来,然后重新垒砌。
引出塌方是危险的活,但大家都想去表现勇敢。陈东升的一句:我力气最大,都别争了。拍下了他去干这活的板。
左侧部的塌方顺利引发,但右侧部鼓捣了近二十分钟,也没见松动。陈东升仔细观察,看准了偏里处的一块石头是关键的支点,便将撬杠伸到那块石头的下面,用力猛撬。
倾塌的前奏响起,腿长的陈东升身手也敏捷,在塌方发生的瞬间,腾起一步跳离原位。但塌方下来的涌石还是比他快,追上来把他埋了半边身了。
看着陈东升领着一伙男知青下到了渠底,玉洁姐恢复了平静,她眼中的惊恐被浮上来的忧郁遮盖。她直视着陈东升那边,沉静得犹如一尊立在渠坝上的雕像。
腿上胳膊上都沾满泥水的秦豫姐,从下边的工地小跑过来,边跑边冲着渠底大声喊:陈东升,你没事吗?陈东升回头一笑:“没事”。“真的没事吗?”“真的没事。”
秦豫姐跑过去靠着玉洁姐站着,我看见俩人紧挨一起的自然下垂的手,手指交叉地握在一起。俩人都静静地注视着走向塌方处的陈东升。
玉洁姐对陈东升遇险后的一系列反应,可以说是过激。她叫陈东升为东升,说明俩人关系不一般。再就是秦豫姐与玉洁姐站在一起时的举动,简直就是一对亲姐妹。这些都让我非常不解。
我也想了起来,我们送饭到工地时,玉洁姐与我们点的女知青明显熟得多。现在看来这里有说道,并非我以为的是以前来抢修时,熟起来的那么简单。
要熟应该与所有的女知青都熟才对,但是对我们青年点之外的女知青,玉洁姐表现出来的都是客气和礼貌,看不出有距离很近的熟。
回饭棚的路上,我一声没吭,因为玉洁姐没说一句话。玉洁姐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,也衡量得出,我的好奇心膨胀了有多大。不客气地说,有着黑身份的我们,都异常敏感,年少时突然而至的、把生活搞得支离破碎的冲击,激活了我们所有的敏感神经。
我感觉得到,玉洁姐很想跟我说说,我也知道,她心里会有很多无处倾述的话,只是还没到说的时候。果然,这之后的第四天晚上,玉洁姐跟我说了差不多一整夜。
这次抢修进行了近整八天。第八天傍晚,最后一米的工程宣告完成。当时彩霞满天,这瑰丽的景象,好像是专为这场艰苦奋战后的胜利准备的。
我们把饭送上来时,参战的男女知青们都兴奋地站在青年渠坝上,有的还举着双臂欢呼,霞光给他们黑黑的脸,敷了层玫瑰红。怎么说呢?要说是吐露芬芳的血一样的青春,恐怕不合适。
这是一顿丰盛的晚饭,帮厨(应该说是主厨)的四川“厨娘”,用公社提前送来的猪肉,做了回锅肉,青菜里也多加了一些菜籽油。
每天都承受着繁重体力劳动的知青们,个个能吃,什么样的饭菜都能吃出狼吞虎咽相。相互间也爱打趣:都是饿死鬼托生的。这回总算开了大荤,又有满天的彩霞助兴,哪能不吃个热火朝天。最后,饭盆菜盆都见底,比刷的还干净。
由于完工的时间晚,公社领导怕晚上来,掀起不了匹配得上这次壮举的气氛,于是决定:全体知青不要连夜返回,就地休息一晚,等明天上午公社领导来讲完话后,再各回各的青年点。
第二天早饭准备完后,我跟玉洁姐回到土坯房。洗漱完,玉洁姐让我坐到她的竹床上,随后她盘腿坐在我的对面。
油灯的光,照在她清瘦的脸上,给原本缺乏温度的线条升了温。忧郁的双眼也被油灯的暖光铺满,反射着日出春江的生气。
“我把我知道的都跟你说。我感觉得到,你知道了一些,但不多。”玉洁姐说。我答是的。又说我的头脑中有太多的疑惑,现在都不敢太去触碰,因为一触碰就会把我吊得难受。
“你已经知道,你那间房子里出过的事,但你没跟点上的人提过。”
“是的。”
“四嫂嫂跟你说的。”
“是的。”
“我猜会是四嫂嫂。你知道那个女知青的姓名吗?”
“不知道。我想可能是四嫂嫂有忌讳,或者当时怕人看见她跟我说话,时间紧,来不及说。”
玉洁姐看着我,轻轻点下头。
直到这时,我也没感到玉洁姐说的话,有什么可吃惊的。也不知何种原因,我就是直觉到,玉洁姐该知道这些。
“你的房子里只有一张床。”
“是的。”
“以前是两张。”
“两张?”
“两张。那张已经不在的床,以前是我的。”
“你的?”
“我的。就是说你那间房子里,以前住两个人,另一个人就是我。”
玉洁姐的这些话,却让我吃惊了。虽然想到了玉洁姐会知道这件事,可怎么也没有想到,玉洁姐曾经与不幸的女知青,同住在那间土坯房里。
玉洁姐探过身,轻轻拍拍还在吃惊的我的膝盖。我感觉得到了玉洁姐,掌心上的抚慰,可我的吃惊实在太强,感觉涌上脸面的和从眼睛冒出来的,不能被轻轻的拍消解。
“巧合经常会有,也经常会猝不及防地出现。也搞不清是什么在给安排。其实也没必要非得给搞清楚,实际上也真搞不清楚,遇到了就顺其自然。”玉洁姐语气轻柔。
我心里想:可不就是么,什么在给安排,为什么要给安排?我们“洒尽满腔青春血”,一切交给安排,一切服从安排。但这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安排,是明安排,我们有章可循。
怎么,在明安排的背后,还潜伏着暗的安排?暗流一样地发着劲,而我们却不知怎么去与之较劲,也找不到较劲的着力点?
我们一直都在被安排中,我们永远逃不出被安排,我们被明暗两重安排包裹着,我们无能为力、别无选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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