继母情深 第五十一章 手足情笃

    我父亲去世早，一些事情都是哥哥帮助处理应对。我七岁上学，开学第一天，哥哥领着我到离家最近的一所小学报到。见到老师，哥哥对我说：“给王老师鞠躬问好。”我向老师鞠躬致意。哥哥给老师缴了学杂费，老师给发了一套课本，讲了有关上学事宜。这是学校仅有的一位教师，也只有一间教室。教室很大，四个年级同时上课，一个年级十来个学生坐一行，四个年级共四行。老师先给一年级上课，其他三个年级看书预习。然后二年级三年级四年级，讲完课留作业，轮番交替，这叫四部制。每天乱哄哄叽喳喳四堂课一上午就结束啦，下午不上课。所学知识我四五岁就会了，三个月后在班上评出两个优秀学生，我是其中一个，奖品是一个习字本一支铅笔。

    一天放学回家后我提出不上学了，母亲忙问为什么？我说：“教室墙上挂着一块小黑板，老师写不了几个字就要擦一次黑板，粉笔沫四处飞扬。长木板搭在码好的砖上当桌子，四个学生一排，一个人晃动，长木板就会掉下来。学生自带小板凳，凳子高低不一，往往前面的学生挡着后面人的视线。”母亲说：“条件艰苦能学知识就行，就你事多？”挨了批评第二天我只好去上学。

    老师没有多少文化，年龄太老有些糊涂，一至四年级的课本经常讲串，老师在讲台上唾沫四溅颠三倒四一遍一遍地讲着，我在下面心里一遍一遍地想：“四个年级的课程我都会背诵了，实在烦透啦！实在不想在这儿上学了！”第三天我跟哥哥说：“我要转学，老师水平低，学不到知识。老师不讲卫生，坐在太阳底下捉身上的虱子。”

    学校下午不上课。我们几个同学经常去学校玩，看见王老师靠着教室的北墙根坐着，脱掉身上的破棉袄光着膀子，把棉袄翻转过来，黑色的棉袄露着棉絮，里子脏的看不清颜色，他低着头眯缝着眼睛凑近棉袄，专心地捉上面的虱子，捉一个就用两手大拇指甲对紧一挤，嘎嘣一下就消灭一个。不知道棉袄上有多少个虱子，只看见他半天在太阳底下不停地嘎嘣一下嘎嘣一下挤，怪不得他上课的时候一会儿挠挠背一会儿挠挠腿。

    王老师高高的个子，脸上有几颗麻子，花白的头发乱蓬蓬的。在教室旁边有一间小房子，卧室兼厨房，他孤身一人出出进进。他对学生挺好的，曾经给我起过学名，我嫌那个名字不大气，没有采纳。那时候我们都是几岁的孩子不懂事，不知道老师生活艰难无依无靠十分可怜，不知道一个旧社会的的小知识分子为二斗米折腰的无奈，真的少年不知愁滋味，真的现在想起来好难过。

    后来哥哥托人给联系一所本市最好的小学---怀幼小学。一天他领着我去面试，老师考题很多，我对答如流直接插班到二年级。

    我十岁的时候，记得那是春天,脖子上长一个疮,慢慢越长越大，后来竟然长到像一个小馒头大小，整个脸都肿了，身上时而发烧时而发冷。夜里痛得睡不着觉，白天吃不下饭。哥哥急忙带我去看医生，医生说：“疮已经化脓溃烂需要手术，它距离颈动脉很近，手术就有危险，说不定大出血需要输血，你回家商量商量吧。”

    哥哥回家介绍了医生的诊断意见，母亲说：“那就输我的血吧”。哥哥说：“你身体不好，输我的血。”嫂子说：“输我的血，我这个人经得起摔打。”五姐说：“输我的血，我无牵无挂出什么事都不怕！”亲人们争执着，我一听急了：“我不做手术，我死了也不要你们输血。”哥哥说：“回头再商量。”

    哥哥做事缜密，第二天又去问医生：“会有多大的危险？”医生说：“不用担心，不是什么大手术。”哥哥回家跟母亲商量：“做手术要趁早，明天怎样？”次日早晨，母亲给我做了一碗白面疙瘩汤，说：“吃饱饭能抗住手术的疼痛。”有句顺口溜“大小生个疮，喝口疙瘩汤”那年头只有生了病，才能喝口疙瘩汤，可见人们贫困的程度。

    哥哥带我到医院，医生问：“家里商量好啦？”哥哥点头，然后把医生拽到一旁悄悄说：“需要输血就输我的。”我躺在手术台上，医生端过来一个医用盘子围在我脖子边，做完手术我看见半盘子脓血。哥哥紧张地站在旁边。医生往伤口里塞进半尺长一条浸满药水的纱布，伤口很深。医生医术高明动作娴熟，成功地做完手术，不需要输血。后来哥哥又带我去换过几次药，医生把伤口里带着脓血的纱布取出来，然后再把一条浸满药水的纱布塞进去，每次换药痛疼得很，我闭着眼睛咬紧牙关满头冒汗，哥哥紧紧握住我的手无声地给力。一个多月以后我的伤口长好了。

    哥哥已经是四个孩子的父亲，他不仅疼爱每一个孩子，是个好父亲。对我也关爱有加，是位好兄长，手足之情伴我成长。

    小时候五姐经常和我玩骑马游戏，她四肢着地，我骑在她背上，有时候她故意摇晃把我摔下来，好歹不会摔疼。五姐比我大五岁，小时候吃的玩的她都让着我。

    五姐十六岁考入纱厂，是细纱车间挡车工。三班倒，夜班要带饭，厂子食堂给加热。有一次她从笼屉上拿下饭盒打开一看，怎么是高粱面窝头？每天带的都是玉米面窝头呀！她气得嘟嘟囔囔：“谁嘴馋偷吃了我的黄窝头？谁给调包啦？”回家后她跟嫂子讲了这个事故，嫂嫂噗哧笑了，说：“平时我蒸黄、红两种窝头，玉米面好吃些给你带饭，高粱面难咽我们不上班的人吃。昨天是玉米面用完了，只得蒸高粱面的，你带的就是高粱窝头，没有人给你调包。”五姐恍然大悟：“我怀疑工友，自己生气，什么人呀！”那年头红高粱最便宜。

    五十年代初我们这地方工业不发达，只有一家纺织厂，去那儿上班就是女孩子们的向往，当时有几句顺口溜可见一斑，“小闺女快快长，长大了考纱厂，宿舍暖是楼房，挣钱多有食堂。”纱厂的食宿条件不错，可是劳动强度特别大。五姐是细纱车间挡车工，每周早、中、夜三班倒，每日八个小时手脚不停地在纱锭前转来转去，断了的线头要飞快接好，要不然就会“开花”，就是纱锭空转，纱线乱窜，出事故。一个工人看管几台机器，上千只纱锭，一个班下来相当于走八十里路。车间里棉絮飞扬空气混浊，工人们下班时候，个个鼻子眼睛耳朵里沾满棉絮屑。五姐工作辛苦劳累，是全家重点保护对象。

    一年冬天母亲给五姐做了一件棉大衣，新里新面新棉花。大衣的面料是青色，大衣里子布是苏联大方格，紫红色。那年头这就是最时尚的衣服，一般人没有大衣。母亲身体不好，做棉大衣的时候歇一会儿，做一会儿，一针一线精工细做好几天。棉衣做好以后一连下了几天大雪，气温骤降，母亲怕五姐受冻，让我趁中午不上课的时间给送去。母亲没有去过纱厂，不知道厂子具体位置，只知道大概方向。吩咐我：“出门向北走，见到大路向东拐，一直向东大约五六里地。”我说：“刚下过大雪，路边连标记都没有，怎么找呀?”母亲说：”鼻子底下有嘴打听呗。”母亲总是把我当成男孩子使唤。

    我抱着包袱走出家门，地上皑皑白雪，足有一尺厚，背阴的地方看不见路，向阳的地方雪已经开始融化，道路泥泞。路上行人稀少。我小心地踏着泥泞和积雪在向阳的地方走。走了不到一里地，鞋里就灌满了泥水，走着走着棉裤也湿了半截，脚冻麻了，浑身冻得直打哆嗦。北风呼呼地刮着，像刀子一样拉在脸上，我咬牙坚持着走呀走。好不容易遇到一位行人，我向他打听路，他说：“继续向前走，路两边没有建筑物了。再向前走，看到几幢楼房就是纱厂。”他还关心地问我：“几岁了？”答：“十一岁。”问：“抱的什么？”答：“给姐姐送的棉大衣。”那人接着说：“我帮你穿上，把棉大衣向上挽一挽，穿在身上暖和也省得抱着。看你冻成这样，见到姐姐你就冻僵了。”我摇摇头：“不用,谢谢了。”当然我知道穿上大衣暖和,可是我怕把大衣弄脏了。

    我本能地挪动双脚继续往前走，到纱厂门口，门卫不让进，我跟他讲我家离厂子好几里地，一路打听好不容易才找到的。他看见我冻得脸色发紫，说话上下牙打架，嘴打哆嗦，出于怜悯吧，他检查一下包袱就放我进去了。听到他在我身后说：“这小孩，抱着棉衣不知道穿上。”

    我迈动失去知觉的双脚继续前行，到了宿舍楼我挨门打听，终于到了姐的宿舍。姐看见我非常意外:“这么冷的天，满地冰雪，你来干什么？”答：“娘让我给你送棉大衣。”姐说：“我在车间和宿舍有暖气，冻不着。娘也真是的，你走丢了怎么办？”姐看见我棉裤湿到膝盖处，脚上的鞋灌满泥水，一副快冻僵的样子，问：“你几点从家出发的？”答：“中午下学啃一块干粮就出门了。”姐：“你在路上走一个多小时？摔倒没有？“旁边的工友说：“没有迷路，没有走丢就不错。”姐赶忙去端来一盆温水给我洗脚，让我脱掉棉裤把腿伸到被窝里。随后她从食堂买来热乎饭菜，已经是下午两点。

    姐下午四点上中班，三点多出发，我下午两点上学已经赶不上趟，我不想去上学了，打算在暖和的被窝里多呆一会儿。等棉裤在暖气上烤暖和些，再穿上回家。可我转念又一想：　姐也需要在这张床上休息。于是我故意说：“姐，我要上学去了.”我掀掉身上的被子，穿上湿了半截的棉裤，穿上冰冷的棉鞋，匆匆走出宿舍，姐在我身后嘱咐着：“别慌张，别摔了。”我挥挥手：“你休息一会儿，记着穿上大衣去上班。”

    六零年我在北京上大学期间，母亲几次生病住院，都是五姐把她及时送进医院，细心伺候护理。哥哥经常去探视。母亲生病，哥哥姐姐没有告诉我，怕我学习分心。一日夜间我做了一个梦，梦见母亲得了重病，从箱子里拿出她的衣服。我惊恐醒来，猛然坐起，哦，是个梦。我当即写信问姐姐：母亲安好？她回信：母亲突然犯心脏病住院。母亲犯病和我做梦竟是同一时刻。是巧合亦或心灵感应？

    大姐夫妇时常去看望母亲，给母亲买爱吃的糕点、买帽子、袜子等日用品。大姐成年以后，尤其有了孩子，越发理解、感恩、亲近母亲。她感叹：不养儿不知父母恩呐。

    大姐对我的学习非常关心，她说：“我小时候上学不用功，半途而废，很后悔。你是最小的妹妹，要刻苦学习，争取上大学。”我去上大学的时候，大姐夫妇去践行，给了钱，以表祝贺。

    我们兄妹们同父异母，却如一奶同胞，骨肉相连亲密无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