混血八旗 第六百一十四章 侵台

    深悉国传统“天下观”的日本，在明治维新后全面西化。这种身份在清廷面前于是乎成了巨大的优势：他们了解西方的近代外交理念的同时，又深悉清廷传统“外交观”的种种漏洞，及其与西方近代外交理念的种种冲突之处。如何利用这种优势在清廷身获利，成了明治政府维新之后工作的重之重。征韩论与夺取琉球，之所以在明治维新之后甚嚣尘，便是日本人深知大清在这方面的漏洞。

    在清廷，“置之化外，未便穷治”，是“天下观体系”下的政治词汇。日本人并非不知，但现实需要，他们故意将之放置到了近代“世界观体系”下理解，于是成了：清廷承认台湾东部番地无主。

    此次交涉影响范围不大，但也引发了朝廷之外的一些言论。这些言论，又恰恰是日本所需要的。譬如副岛种臣来访半月之后，受北满州影响提前问世的《申报》，便刊载了署名为“岭南莲塘生”的一篇稿件，基本可以代表当时大多数下层士大夫们的普遍看法。“岭南莲塘生”说：“盖台湾一带，虽系华之地，而台湾府属界，居海岛边境。至于生番，则又深居内地；虽统称台湾，实非台湾府属可管也。且生番蛮类，未晓人性，不入王化，非我朝百姓；与土何碍焉！”

    其的“不入王化”、“非我朝百姓”等言辞，正合日本人之心。但在“岭南莲塘生”的本意，却并不涉及国家疆域问题，所指均属化层面。两套彼此交叉、互相矛盾的“世界认知体系”及其衍生出来的不同的外交游戏规则，被日本政府轻易地操纵于股掌之间，而清廷举国朝野竟毫无察觉。

    有了内外的一致铺垫，日本政府紧急通过了《台湾蕃地处分要略》，并不顾北海道的战火刚刚熄灭，加急组织了侵台军，名曰：“台湾生番探险队”。《要略》的重点便为副岛种臣使团所取得的“外交成果”：“台湾土番部落,为清国政府政权所不及之地。其证据具见清国自来所刊行的书籍之,而当前任参议副岛种臣使清之际清廷官吏所作答语,尤其显然,故视之为无主之地,具备充分理由。是以报复杀害我藩属琉球人民之罪,为日本帝国之义务,而征番之公理,亦可于此获得主要根据。”

    日本出兵台湾在即，台湾道在给闽浙总督的件里却将此事的权重放置在“剿办彰化廖匪”一事之后，并称：“牡丹社系属番界，彼如自往剿办，在我势难禁止。”虽然担心日本人胜利后会盘踞番社不走，但给出的处置建议仍是消极的“一切惟以镇静处之”。这自然正是日本人所希望的清廷的反应，台湾地方官丝毫没有意识到此事关乎国在台湾东部番地的领土主权。

    一切似乎都超乎想象的顺利，但是当日军讨“番”统领西乡从道将出兵台湾的照会直送闽浙总督李鹤年处时，却出乎意料地遭到了李鹤年的强硬反击。此后李鹤年更是多次照会西乡从道，其名言：“本部堂查台湾全地，久隶我国版图。虽其土著有生熟番之别，然同为食毛践土已二百余年。……查万国公法云：凡疆内植物、动物、居民，无论生斯土者、自外来者，按理皆当归地方律法管辖。……据此各条，则台湾为国疆土，生番定归国隶属，当以国律法管辖，不得任听别国越俎代谋。兹日本国将照会，以台湾生番戕杀遭风难民，奉命率兵深入番地，殛其凶首，以示惩戒。在生番迭逞悍暴，杀害无辜，即按以国之法律，亦所必诛，惟是台湾全地素属国，日本国政府并未与总理衙门商允作何办理，迳行命将统兵前赴，既与万国公法违背，又与先时所换和约内第一、第二两条不合。”

    李鹤年态度的突然强硬，是因为西方几个看热闹的出声了。最先是英国驻华大使威妥玛致函总理衙门，告知清廷日本出兵台湾一事，并在信询问“生番居住之地，是否隶入国版图”。稍后，英、法两国使节以及总税务司赫德也先后前往总理衙门，询问台湾生番所居之地是否国领土。尤其重要的是，英国通过驻华使节，将来自英国驻日大使阿礼国获知的信息告知国：“内称据东洋意见，台湾岛自某处迪南，皆不隶国版图之内”。

    威妥玛强调，清廷对台湾番地主权等认定，与英国针对此事的外交态度密切相关。如果国认为番地不属于国版图，则英国政府对英国民众协助日本出兵台湾不做任何限制。如果清廷认定台湾属于国版图，则英国政府将明令禁止英国民众参与日军出兵台湾一事。法、美各国所持意见，与英国大致相似。

    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变化，清廷正是明发谕，声明：“生番地方，本系国辖境，岂容日本窥伺。”并派沈葆桢带率领轮船军队，以巡阅为名，前往台湾生番一带察看，“不动声色，相机筹办”。李鹤年的强硬照会，与稍后的谕精神完全一致。英、法、美诸国也均照会清廷，表示对日本的行为不予支持。

    但李鹤年显然仍对领土主权为何物不甚了然，其稍后的一道奏章又回到了“天下观”里“番地不属界内”的老调：“惟念边衅易开不易弭，番地腹地，究有区分，如果倭兵扰入台湾腹地，自当督饬镇道鼓励兵团，合力堵剿。若仅以戕杀琉球难民为名，与生番复仇，惟当按约理论，不遽声罪致讨，以免衅开自我。”

    这种“番地”、“腹地”的区分，难免又被日本曲解成“番地无主”。故而，总理衙门再次发布谕，严厉强调：“番地虽居荒服，究隶国版图，其戕害日本难民，当听国持平办理，日本何得遽尔兴兵，侵轶入境。若谓该国仅与生番寻仇，未扰腹地，遂听其蛮触相争，必为外国所轻视，更生觊觎。衅端固不可开，体制更不可失。该督惟当按约理论，阻令回兵，以敦和好，不得以番地异于腹地，听其肆意妄为也。”“天下观”里的“番地”、“腹地”概念必须服从于“世界观”下的领土主权，这是清廷对台湾是国领土的最清晰表述。

    两边声明走了一波，西乡从道还是带着他的探险队出发了，不可衅自我开的清军还是选择了克制，居然让西乡从道在琅峤登了陆。已经完成了军事改革的日军，打一群只是勇武的生番，自然是皇军武运长久，牡丹社酋长阿实禄父子等一开战便战死沙场，让日本人报了琉球难民之仇。然后日军便开始了臭不要脸模式，以龟山为心建立都督府，准备赖在台湾不走了。

    清政府得知日军侵犯台湾消息后，立即向日本政府提出质问，并派福建船政大臣沉葆桢率军直赴台湾。沈葆桢等到达台湾后，一面与日军交涉，一面积极备战，不过迟迟没有开火。日军由于不服台湾水土，士兵病死较多，日本政府也知道不能立即军事占领台湾，不得不转而寻求外交手段解决问题。

    六月初夏生番出草，十月初九两边又在北京谈了。日本派大久保利通为全权大臣，到北京与总理衙门谈判。大久保利通此行带了不少国际法专家，准备用国际法与国辩论台湾“番地”的主权问题。谈判长达四十多天，日共举行了五次会谈，均是讨论“番地”主权问题。大久保利通频繁援引《万国公法》，总理衙门诸大臣尽管在“番地”主权问题寸步不让，但对《万国公法》，却自始至终采取回避态度。恭亲王给大久保利通的照会说：“本王大臣未能详悉泰西公法全书精义，不敢据以问难。”祥也在问答说道：“至大久保所说《万国公法》，并无国在内，不能以此责备国。”

    清廷以软（谈判）硬（备战）两手迫使日军撤离台湾，保全了台湾领土主权，但仍是事件的大输家——日本内务卿大久保利通曾欢呼此事的了结：“呜呼！此诚为古今所罕有，终生所无的大业！”因为清廷与日本签订了结此事的《北京专条》里有这样两条不是人话的记载：其一、“兹以台湾生番曾将日本国属民等妄为加害,日本国本意为该番是问,遂遣兵往彼,向该生番等洁责。”——这等同于承认了之前被台湾番民杀害的琉球民众属于日本，为日本吞并琉球留下了口实。其二、“日本国此次所办，原为保民义举起见，国不指以为不是。”——清廷只求日本撤兵，余概不问，是非之颠倒莫此为甚。而且日本人也像果兴阿一样，利用不得不的撤兵，讹诈了大清足足五十万两白银。

    “诸位，可以开始谈判了吗？”合约刚刚签过字，大久保利通正满心欢喜的准备回去庆祝的时候，一个懒洋洋的声音从大堂门口传了过来。

    大久保利通不认识这个一身大清官服却没有辫子的家伙，但是恭亲王奕欣以下的所有大清官员都认识他，这个人正是北满州驻北京公使栾玉。台湾事件折腾了半年，北满州一个字都没有说过，现在他们突然冒出来，这个意思可有点深了。